春秋战国以后，书籍突破了官府秘藏而走向社会，从王室专有逐渐演变为上层社会成员私有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书籍也逐渐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社会流通领域。

在秦以前，书籍的商品性表现如何，尚不可考。到了汉代，书籍的商品性已日益明显。书籍作为商品在社会上买卖，到汉代开始见诸文献记载。西汉末年扬雄的《法言·吾子》有：“好书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。”这是“书肆”一词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。

汉平帝元始四年(4年)宰衡王莽扩建太学后，在太学附近形成了“槐市”。《三辅黄图·明堂》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：“（常满）仓之北为槐市，列槐树数百行为队，无墙屋。诸生朔望会此市，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、笙磬乐器相与买卖，雍容揖让，或论议槐下。”可见，槐市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集市，集市中有“经传书记”的买卖，买卖双方都是诸生，方式是“相与买卖”，时间是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。更始元年（23年），王莽政权崩溃，在战乱中太学解散，历时20年的槐市随之消失。

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说：“（王充）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。”王充在洛阳书肆观书，说明当时洛阳书肆已有一定规模，图书品种不少，可供读者浏览。此后，据史书记载，较大的城市都有图书买卖，贫寒之士也可携带图书到市上售卖。《后汉书，刘梁传》：“(梁)宗室子孙，而少孤贫，卖书于市以自资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614引司马彪《续汉书·荀悦传》：“荀悦年十二，能读《春秋》。贫无书，每至市间阅篇牍，一见多能诵记。”这里泛称“市间”，说明当时都市里多有书肆，不止洛阳一地。